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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請警惕“科技災難”
虎嗅註：本文作者Elliott
Zaagman（艾略特·紮格曼） 是一名培訓師、組織變革管理咨詢師，
專註於幫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他所采用的全方位四維討論模型，可以從內到外改善企業的管理模式，幫助公司盡快邁出通往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您可以通過Linkedln或個人微信號：ezaagman
與他聯絡，或關註他的新浪微博和知乎賬號：@Ell小查。
經作者授權，本文中文版首發虎嗅，由虎嗅編譯，轉載須經作者同意，並務必註明該條虎嗅註全文。
編譯丨烏鴉騎警
如今，中國的科技互聯網領域正處於蓬勃發展的時代。這樣的盛況自然與中國所開發出的一系列新科技新產品密不可分，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推動力還在於行業中的人。當從業人員鬥志高昂、信心滿滿時，整個行業都變得富有活力。
打個也許不算恰當的比方，如今的北京很像1990~2000年間的科技烏托邦——矽谷。雖然兩地的發展方式不盡相同，但他們的世界觀卻異曲同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用創新、計算力、外加一個開放自由的互聯網來解決的。
這一信念本身並沒有錯。畢竟，從矽谷發端的一系列新科技創新確實讓這個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在變得越來越好。
但問題在於，這一信念所做出的判斷是片面的。美國的科技樂觀主義者們已經被科技的巨大潛能迷住瞭雙眼，而他們所沒有看到的是，同樣的技術也可能會落到世界上某些“不完美的個體”或“不完美的社會”手中，再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將這些技術的正面力量消弭殆盡。
如今，當我們看著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所取代，財富越來越快的向極少數人群手中集中時；當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社交媒體撕裂階層，甚至開始動搖美國的立國理念時，我們就會意識到，對於那些存在於人性深處根深蒂固的弱點與錯誤，科技根本無能為力。相反，作為一種強大的工具，它隻會放大那些弱點和錯誤。或者更確切的說，科技的力量在於它放大瞭人性，不管是它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
歐洲：警惕科技
當中國幹下一杯杯科技烏托邦式的茅臺酒時，當美國人剛從科技烏托邦的宿醉中悠悠蘇醒時，歐洲人卻在小心翼翼的品鑒著桌上的盛宴——今天的他們對數據革命態度謹慎。他們還記得那個“被忘卻的權利”，甚至為瞭保護它，他們最近還專門出臺瞭一系列法規；而其中的一個條款是：隻要用戶提出瞭要求，互聯網公司就必須刪除該用戶的個人數據。
5月25日，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正式生效，它將有效遏制政府和企業使用用戶的隱私數據。它給予每位個體用戶更多的權利，同時限制科技公司用大數據牟利。說起來，受這部法規影響最大的可能就是人工智能技術瞭。要知道，對於AI研究而言，大數據就是它最重要的“燃料”。
歐洲有理由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技術，他們比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區都更明白科技的雙刃劍屬性——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第一批生產出工業怪獸的人群。
1818年，當英國的工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時，這個國傢的一位女小說傢，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發表瞭她的作品——《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
這部小說可以說是現代版的普羅米修斯。故事的大意是，一位極度自信，甚至可以說有些傲慢的科學傢，維克多·弗蘭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懷揣著對科技的樂觀主義精神，在實驗室裡成功造出瞭一個巨人。不過當弗蘭肯斯坦喚醒這個巨人後，他才發現眼前的這個“作品”並非如他所期許的那樣完美。確切的說，這個“人”更像是一個面目可憎的怪獸。而這位科學傢顯然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他選擇瞭逃離，任由怪獸摧毀城鎮，欺凌居民……小說後面的內容主要是弗蘭肯斯坦本人的內省，他想知道，這個自己一手創造的“傑作”會為何會失去控制，成為瞭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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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雪萊的這部經典小說一直被視為科幻文學的開山作品之一，它所提出的問題也成為科幻文學的經典母題：人類是否會毀於自己所創造的科技？
但這畢竟是後話瞭。彼時的雪萊自己可能也想不到，這部小說之於歐洲文明的前瞻性意義。畢竟那可是“偉大的歐洲世紀”，她所在的大英帝國正在用科技產品和工業實力武裝著自己的軍事裝備，開拓著“日不落帝國”的商業版圖。
在19世紀，科技就是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對於歐洲殖民者來說，科技進步正是他們能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民族的、文化的、甚至是種族層面優越感的強有力證據。他們有機器，其他地方的人沒有，因此他們理應是其他文明的管理者，不是嗎？
“你想要進步？很簡單，隻要成為我們的仆從就可以瞭。”
你看，就是這套理論，給那些殖民者們在世界范圍內實施的各種暴行提供瞭意識形態依據。
當地時間2013年10月19日，德國達姆施塔特，民眾打扮成科學怪人等怪物模樣，在弗蘭肯斯坦城堡舉行慶祝萬聖節年度活動。?視覺中國
但殖民者們並不滿足於此，很快，他們又將科技與軍國主義、民族主義融為一體，建立瞭一套更為完整的理論框架。靠著這套體系，歐洲豪強們迅速集聚財富，幾乎壟斷瞭全球的話語權。
然而此時，豪強中的一個“小兄弟”不幹瞭。這個位於歐洲大陸中心位置的國度一直有著活躍的科研氛圍，誕生瞭諸多科技成果，其工業基礎也獲得瞭長足進步；但唯一遺憾的是，這裡的大片地區卻並沒有整合為一個國傢——直到19世紀後半葉，德國統一。
然而當德意志終於完成統一大業之時，他所見到的世界卻似乎並不友好，那些先於他們完成集權工作的鄰國早已建立瞭各自的殖民帝國。更諷刺的是，鄰國們所采用的不少技術還是從德國這裡進口的。德國人發現，在這場以殖民主義為主題的盛大宴會上，他們來得太晚瞭，留給他們的果實已然不多。
緊接著，當時間列車駛過19世紀，來到奔騰的20世紀，歐洲的局勢又有瞭新的變化，民族國傢的理念大行其道。各國幾乎都在強調民族振興，而民族振興的標志則是科技發展、工業繁榮、軍力強盛。此時，在所有歐洲國傢中，沒有一個國傢的發展速度比德國更快。後者的威權政治體制不斷給民眾灌輸民族危機感，告訴他們，隻有在工業、科技和軍事上飛速發展才能實現德意志民族的振興。但這還不夠，德國統治者還強調瞭歷史傳統與宗教觀念，他們告訴民眾，自己的文化是最優秀的，其他族群的文化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帶著日耳曼民族的自信，德國開啟瞭他們的全球殖民之旅。但這條路卻走得舉步維艱。如前文所言，絕大多數殖民地都已被列強瓜分殆盡，德國人哪怕隻想找一個海外擴張的立足點都無比困難。更糟的是，一個強勢崛起的德國已經引起瞭英、法等豪強國傢的警覺。漸漸地，歐洲國傢開始瞭外交結盟，並且把工業重心和研發重點都指向瞭軍事領域。早已被民族主義裹挾的歐洲各國此時已經全副武裝，隨時準備兵戎相見。
這時我們就要講到一個男人的故事瞭，確切的說，不是男人，而是個男孩。這位19歲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名叫加弗利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
他年輕、不自信、充滿焦慮。簡單說來，他和其他同齡人並沒什麼區別。他出生在貧苦之傢，少時就遭遇疾病襲擾，身體一直不好。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就決定背井離鄉，報名參軍。但遺憾的是，軍隊拒絕瞭他。而原因就是他那孱弱的身體。隨後，他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社團黑手社（Black Hand）所吸引，他決心與塞爾維亞族的統治者——奧匈帝國抗爭到底。
我能想象他為何選擇這條路。一定是因為民族主義給予瞭他的身體無法給予他的力量感；一定是因為民族主義給予瞭軍隊無法給予他的歸屬感；一定是因為民族主義滿足瞭一個19歲的青年對使命感的強烈渴望。
1914年6月28日，當奧匈帝國王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攜妻索菲亞（Sophie）造訪薩拉熱窩時，普林西普走近瞭他們的馬車，他掏出手槍，打出瞭兩發子彈：一顆擊斃瞭斐迪南大公，另一顆則結果瞭後者的妻子。
這次刺殺事件直接導致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而宣戰又造成瞭連鎖反應，最終促成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這場戰爭中，歐洲各國動用瞭他們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成果，其結果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悲劇之一——至少2100萬人死於戰火之中。
一個男孩，一把手槍，兩發子彈，2100萬條生命。
當這場大戰於1918年11月結束時，德國遭到瞭毀滅性的失敗。這不僅僅是在說這個國傢的傷亡人數和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那個有關日耳曼民族優越性的說法徹底破產瞭，但這個信念卻是德國人團結一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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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敗感、恥辱感、渴望獲得活著的意義，這便是當時的德國人普遍的心態。可能也唯有在那時，德國人才能真正理解那個塞爾維亞青年的痛苦：一個孱弱的孩子之所以選擇極端行徑，僅僅是因為他渴望一個能給予他自豪感、使命感與歸屬感的信念和組織。
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那個戰敗國的人民為何會被一個看上去魅力四射的男人所吸引：他在酒吧裡洋洋灑灑的演講，告訴他們戰爭的失敗並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其他人”的錯；錯在那些外國人、那些信天主教的傢夥，錯在那些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日耳曼民族是純粹的，日耳曼民族是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就是一切美好的化身；正因為此，那些相信、支持日耳曼民族的偉大的人也是好人；而那些不支持、不相信日耳曼民族的人則是邪惡的。
電影《帝國的毀滅》中希特勒劇照（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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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德國人打起精神，又回到瞭工作崗位，這一次他們甚至比之前更努力，他們沉迷於科學、技術、軍事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出那時的德國人的心情：他們確信自己的民族是偉大的，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有著神聖的使命——讓德意志民族再次崛起。
這樣的理念一旦開花結果就立即不可收拾。很快，意大利和日本也接受瞭這套理論。雖然具體的言辭有所不同，但核心思想卻是一樣的：我們是好人，他們是壞人；我們要發展科技，造出各種強大的武器，讓它們去成就我們的偉大目標。
而這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是科學和技術以類似工廠流水線般的速度屠殺人民；是僅僅一個炸彈就能讓整座城市夷為平地。保守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人數為3000萬人；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這場大戰帶走瞭8000萬生靈。
今天的歐洲人已經明白，導致那些災難與毀滅的元兇並非那些“壞人”，而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在追求科技進步與工業成就的同時，忽略瞭人性自身的底色。我們總是會以為，當我們的技術實力飛躍發展時，人類自己也在進步。但事實卻是，這個判斷從未真正成為現實，我們還是同樣的動物，身上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也有血腥黑暗的一面。唯一的區別是，當我們擁有瞭科技，我們能做的事情比之前更多瞭。
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確實是最早見識到，“好人”是如何創造出恐怖的“弗蘭肯斯坦怪獸”的。
“美式怪獸”
坦白講，就接觸“弗蘭肯斯坦”的時間而言，美國並不比歐洲晚；但若比起國傢的閱歷，美國就乏善可陳瞭。而且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犧牲較少但獲益巨大的一方。
美國確實很幸運。自立國以來，大型戰爭的戰火從未燒到過美國本土；我們的主要城市也從未在戰爭中遭到炸彈的“問候”。但也正是這樣的事實，催生出瞭一套美國人之於世界大戰的敘事想象：我們之所以沒有經歷這些苦難，是因為美國是英雄主義的國度。
緊接著，這種近乎於錯位的自我正義感又催生出瞭一種民族主義和例外主義情結。具體說就是：
“我們之所以比其他國傢好，是因為我們有著偉大的民族性格。”
很顯然，走到這裡，這套“理論”已經越來越離譜瞭。它明顯忽略瞭運氣、歷史機遇、地緣政治優勢等諸多現實因素，而這些才是歷史現象背後的內在原因。
在美國，很少有人會向你解釋，上述“怪獸”是如何誕生的；很少有人願意去探討人性的弱點。我們總是容易被諸如“我們偉大，他們平庸”等觀點所吸引，卻從不願意去提醒自己，類似觀點是多麼經不起推敲。
當然，我們也不是時時刻刻都覺得自己偉大；可是就算覺察到瞭一些變化，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又是怎麼做的呢？他們會去歷史的故紙堆找答案，翻出那些書寫著“我們很偉大”的戰爭故事，津津有味的閱讀；更直接些的人們幹脆就奔向一個語調自信的演講傢，聽他告訴我們，他將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
如果說歐式的弗蘭肯斯坦經歷瞭從科技民族主義到種族優越論的“升級”；那麼美式的弗蘭肯斯坦則根植於一種對本國制度的非理性自信。
坦率的講，這套制度確實有好的一面，它能讓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群能聚集在一起，和平共處，共同奮鬥。但遺憾的是，它的優越性也就僅限於此瞭。
當然我知道，會有不少人不認同我的看法，我甚至能猜到他們駁斥我的言論，那八成是矽谷曾經鼓吹過的陳詞濫調：“一個開放、去中心化的網絡隻可能帶來積極效果；負責運營這種網絡的科技公司是良善的堡壘，他們絕不會被其他公司所引誘，絕不會被其他任何形式的力量所侵蝕。”
矽谷的人們一直相信，諸如“自由”“民主”等概念就是“良善”一詞最純粹的註解。但他們拒絕去思考的一個事實是，這兩個語焉不詳的詞其實從來都沒有清晰的定義。
沒錯，對民主和自由的堅持可能確實是美國的優點；但如果這種堅持變成瞭一種無可置疑的教義，那麼“優點”也會立即暴露其自身的局限。
2011年“阿拉伯之春”時，數萬抗議民眾使用矽谷的科技巨頭們提供的社交網絡平臺，間接助推瞭遊行規模，最終使阿拉伯世界的多個國傢出現瞭政權更迭。這樣的結果讓科技公司無比激動，他們當時宣稱，是他們給予瞭那裡的民眾前所未有的自由；是他們幫助人們擺脫瞭被壓迫的命運。
好吧，這個判斷也許有其正確性；但我必須強調，該說法本身是片面的。而以偏概全的視覺盲區隻能是世界的苦難。當矽谷將他們的所見所聞稱之為“自由（freedom）”時，其他人看到的卻是“混亂（chaos）”。是啊，對於一群遠在萬裡之外的人而言，去為某個“革命”搖旗吶喊是多麼輕松的事情！反正這麼做又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但對於身處“革命”之中的人來說呢？他們的世界是顛沛流離，是無傢可歸，是自己的孩子每天隻能在饑餓中入睡；他們獲得瞭“自由”，但代價卻是穩定的生活。
那麼在這種情境下，所謂的“自由”，真的能形容他們的處境嗎？
真相是，很多時候，“混亂”比暴君更恐怖。
當然瞭，他國居民的遭遇畢竟無法讓美國人動容，所以唯有當同一個社交網絡平臺把“刀”插向瞭國人自己，我們才能真正意識到，原來“美式弗蘭肯斯坦”早已蘇醒。
和歐式的“同款怪獸”一樣，美國的弗蘭肯斯坦也是最偉大的發明傢們最傑出的作品。它是矽谷的自由、開發的網絡，是華爾街的股票市場，是麥迪遜大街上的廣告牌，是美國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的精神和公開辯論的傳統。
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要算是Facebook瞭。這個號稱要連通世界的社交網絡擁有數十億忠實擁躉，但當他們決定釋放公司的商業潛能時，用戶的隱私數據卻成瞭他們的搖錢樹。他們根據用戶喜好，精準的為其推送定制化的廣告和內容。
當地時間2018年5月22日，比利時佈魯塞爾，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正式接受歐盟資深政界人士關於劍橋分析數據泄露事件的質詢。?視覺中國
沒錯，這個招數是有效的，它讓這傢公司一舉成為全世界盈利能力最強的企業之一。但與此同時，這一手段又為公司的未來埋下瞭禍根。廣告驅動式的定制系統所建立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在那裡，信息變得不再可靠，人們被憤怒和偏見所挾，最終又帶來瞭更大的偏見和更多的憤怒。
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誰讓憤怒的人在網上總是比冷靜的人更投入呢？看看這個我們曾經無比信任的平臺，我們信任它是因為他們曾宣稱：“開放和自由是網絡的終極良善。”但如今，這個曾代表絕對良善的平臺卻利用我們的信任，將我們最私密的數據用於探索我們內心深處的軟弱，再利用它來為自己牟取利潤。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真的學會如何掌控矽谷的弗蘭肯斯坦瞭嗎？還是說，這位弗蘭肯斯坦其實早已蘇醒？
中國人眼中的科技：屈辱與榮光
中國的科技發展歷程與歐美迥然不同。當你走進天安門附近的國傢博物館，你會發現科技發展是這個國傢貫穿始終的重要主題；你會真切地認識到，這個國傢之所以被稱為偉大的文明古國，其部分原因正是其歷朝歷代貫穿始終的科技創新。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誕生的最偉大作品並非那些器物層面的科技，而是中國的行政官僚制度。因為它令國傢機器在中古時代擁有瞭其他文明無可比擬的數據處理能力。
2002年9月，北京第五屆中關村電腦節開幕。?視覺中國
然而，當歐洲列強將近代的科學和工業成果以殖民主義的方式席卷全球時，中國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傢一樣，也遭遇瞭被剝削、被壓迫的恥辱和苦痛。而在這一過程中，近代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卻似乎並不光彩，它讓這個古老的國傢陷入瞭一種內部掙紮，她必須要彌合本國根深蒂固的自有話語體系和強勢入侵的外來科技成果之間尖銳的矛盾。很明顯，這種內心掙紮已經困擾瞭這個國傢數百年，而如果我們能誠實的面對現實，我們就還要承認，這一苦惱直到今天仍未紓解。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開啟瞭他們的科技發展之路，而一旦他們激發出瞭自我潛能，這個國傢就開始瞭高速前進。如你所見，近幾十年來，科技確實在相當程度上為中國帶來瞭福祉；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中國成年人都曾經歷過那次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經濟發展大跨越和科技大飛躍。也正因為此，很多中國人相信：科技所帶來的一切，都是好事。
回望科學技術在中國歷史上刻下的足跡，你會發現，科技之於中國，既是外來壓迫的幫兇，又是內在發展的引擎。但不管是幫兇還是引擎，在這個國傢的科技歷史語境裡，似乎從未出現過弗蘭肯斯坦的身影。
埃隆·馬斯克的憂慮：會出現人工智能版弗蘭肯斯坦嗎？
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定，下一個弗蘭肯斯坦將在何地、以何種形式出現，但我們能確認的是，新一代的弗蘭肯斯坦必然與前代大不相同，它甚至可能都不是我們現在所見的那些機器，而是某種智慧，一種早已在我們的數據體系中業已存在的智能形式。
包括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內的很多科學傢與未來學傢曾多次提醒我們人工智能的危險；他們指出，隨著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研究走向深入，這項技術的應用場景也越來越多樣。要將其完全納入一個可預測的、不違反科學倫理的算法體系將會難上加難。所以，未來的研發毋需謹慎，因為一著棋錯，換來的就很可能是不可估量的危險。
埃隆·馬斯克。?視覺中國
不過讓我驚訝的是，當我和不少中國朋友聊到這個話題時，我很少能找到認同馬斯克的觀點的人。多數人依然保持著堅定的信心與十足的樂觀。我的很多中國朋友將科技的發展視為一種驕傲，他們將科技視為一條能通往民族振興的捷徑，一劑能治愈社會沉疴的良藥，甚或是一顆能欺騙死神的不老仙丹。
但類似的言論已不再新鮮瞭。一二百年前，歐洲人曾宣稱，先進的科技賜予瞭他們統馭其他族群的無上權力；德國人則確信，他們的科研成果就是其“優等種族”身份的最好註解；而矽谷也不遑多讓，他們表示，自己的科技產品將讓世界擺脫壓迫。
雖然說法各有不同，但上述三例都在表達他們對科技的堅定信念。他們相信，科技可以幫助人類突破自身局限，進化成更高級的物種。
遺憾的是，歷史卻在不斷證明，這樣的信念不過是黃粱一夢。不管科技如何進步，我們都不得不認清一個殘酷的現實：從基因上看，我們和數萬年前的人類先祖們並無二致。我們用最先進的文明成果打造瞭一個又一個弗蘭肯斯坦，看著他覺醒、破壞，最後又體驗著其給我們帶來的無盡苦難……
為什麼人類總要在原地打轉？為什麼人類總喜歡自食其果？
答案很簡單，隻因那個讓我們無比驕傲的科技，在創造金碧輝煌的新世界的同時，也在激勵著加弗利洛·普林西普們。最終的最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自尊的渴望，對歸屬感的追求，對權力的欲望和對意義的追尋……所有這些復雜的思緒和非理性的情感賦予瞭人類鮮活的存在。而當傲慢讓我們忘卻人性的局限的時候，我們也就隻能墮入由我們自己的弱點編織而成的陷阱。
如今，看著中國對科技的樂觀態度，我確實深受鼓舞，但我還是想說，歐洲今天的審慎態度值得借鑒。畢竟，盡管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但他們的科技產業仍然年輕，他們對於科技的態度也正如他們的老話所言，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所以在這樣的世界，這樣的時代，謹慎的邁步，樂觀的前行，或許才是真正的上善之策。
虎嗅註：本文作者Elliott
Zaagman（艾略特·紮格曼） 是一名培訓師、組織變革管理咨詢師，
專註於幫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他所采用的全方位四維討論模型，可以從內到外改善企業的管理模式，幫助公司盡快邁出通往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您可以通過Linkedln或個人微信號：ezaa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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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者授權，本文中文版首發虎嗅，由虎嗅編譯，轉載須經作者同意，並務必註明該條虎嗅註全文。
編譯丨烏鴉騎警
如今，中國的科技互聯網領域正處於蓬勃發展的時代。這樣的盛況自然與中國所開發出的一系列新科技新產品密不可分，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推動力還在於行業中的人。當從業人員鬥志高昂、信心滿滿時，整個行業都變得富有活力。
打個也許不算恰當的比方，如今的北京很像1990~2000年間的科技烏托邦——矽谷。雖然兩地的發展方式不盡相同，但他們的世界觀卻異曲同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用創新、計算力、外加一個開放自由的互聯網來解決的。
這一信念本身並沒有錯。畢竟，從矽谷發端的一系列新科技創新確實讓這個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在變得越來越好。
但問題在於，這一信念所做出的判斷是片面的。美國的科技樂觀主義者們已經被科技的巨大潛能迷住瞭雙眼，而他們所沒有看到的是，同樣的技術也可能會落到世界上某些“不完美的個體”或“不完美的社會”手中，再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將這些技術的正面力量消弭殆盡。
如今，當我們看著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所取代，財富越來越快的向極少數人群手中集中時；當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社交媒體撕裂階層，甚至開始動搖美國的立國理念時，我們就會意識到，對於那些存在於人性深處根深蒂固的弱點與錯誤，科技根本無能為力。相反，作為一種強大的工具，它隻會放大那些弱點和錯誤。或者更確切的說，科技的力量在於它放大瞭人性，不管是它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
歐洲：警惕科技
當中國幹下一杯杯科技烏托邦式的茅臺酒時，當美國人剛從科技烏托邦的宿醉中悠悠蘇醒時，歐洲人卻在小心翼翼的品鑒著桌上的盛宴——今天的他們對數據革命態度謹慎。他們還記得那個“被忘卻的權利”，甚至為瞭保護它，他們最近還專門出臺瞭一系列法規；而其中的一個條款是：隻要用戶提出瞭要求，互聯網公司就必須刪除該用戶的個人數據。
5月25日，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正式生效，它將有效遏制政府和企業使用用戶的隱私數據。它給予每位個體用戶更多的權利，同時限制科技公司用大數據牟利。說起來，受這部法規影響最大的可能就是人工智能技術瞭。要知道，對於AI研究而言，大數據就是它最重要的“燃料”。
歐洲有理由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技術，他們比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區都更明白科技的雙刃劍屬性——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第一批生產出工業怪獸的人群。
1818年，當英國的工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時，這個國傢的一位女小說傢，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發表瞭她的作品——《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
這部小說可以說是現代版的普羅米修斯。故事的大意是，一位極度自信，甚至可以說有些傲慢的科學傢，維克多·弗蘭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懷揣著對科技的樂觀主義精神，在實驗室裡成功造出瞭一個巨人。不過當弗蘭肯斯坦喚醒這個巨人後，他才發現眼前的這個“作品”並非如他所期許的那樣完美。確切的說，這個“人”更像是一個面目可憎的怪獸。而這位科學傢顯然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他選擇瞭逃離，任由怪獸摧毀城鎮，欺凌居民……小說後面的內容主要是弗蘭肯斯坦本人的內省，他想知道，這個自己一手創造的“傑作”會為何會失去控制，成為瞭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
油煙異味處理機
長久以來，雪萊的這部經典小說一直被視為科幻文學的開山作品之一，它所提出的問題也成為科幻文學的經典母題：人類是否會毀於自己所創造的科技？
但這畢竟是後話瞭。彼時的雪萊自己可能也想不到，這部小說之於歐洲文明的前瞻性意義。畢竟那可是“偉大的歐洲世紀”，她所在的大英帝國正在用科技產品和工業實力武裝著自己的軍事裝備，開拓著“日不落帝國”的商業版圖。
在19世紀，科技就是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對於歐洲殖民者來說，科技進步正是他們能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民族的、文化的、甚至是種族層面優越感的強有力證據。他們有機器，其他地方的人沒有，因此他們理應是其他文明的管理者，不是嗎？
“你想要進步？很簡單，隻要成為我們的仆從就可以瞭。”
你看，就是這套理論，給那些殖民者們在世界范圍內實施的各種暴行提供瞭意識形態依據。
當地時間2013年10月19日，德國達姆施塔特，民眾打扮成科學怪人等怪物模樣，在弗蘭肯斯坦城堡舉行慶祝萬聖節年度活動。?視覺中國
但殖民者們並不滿足於此，很快，他們又將科技與軍國主義、民族主義融為一體，建立瞭一套更為完整的理論框架。靠著這套體系，歐洲豪強們迅速集聚財富，幾乎壟斷瞭全球的話語權。
然而此時，豪強中的一個“小兄弟”不幹瞭。這個位於歐洲大陸中心位置的國度一直有著活躍的科研氛圍，誕生瞭諸多科技成果，其工業基礎也獲得瞭長足進步；但唯一遺憾的是，這裡的大片地區卻並沒有整合為一個國傢——直到19世紀後半葉，德國統一。
然而當德意志終於完成統一大業之時，他所見到的世界卻似乎並不友好，那些先於他們完成集權工作的鄰國早已建立瞭各自的殖民帝國。更諷刺的是，鄰國們所采用的不少技術還是從德國這裡進口的。德國人發現，在這場以殖民主義為主題的盛大宴會上，他們來得太晚瞭，留給他們的果實已然不多。
緊接著，當時間列車駛過19世紀，來到奔騰的20世紀，歐洲的局勢又有瞭新的變化，民族國傢的理念大行其道。各國幾乎都在強調民族振興，而民族振興的標志則是科技發展、工業繁榮、軍力強盛。此時，在所有歐洲國傢中，沒有一個國傢的發展速度比德國更快。後者的威權政治體制不斷給民眾灌輸民族危機感，告訴他們，隻有在工業、科技和軍事上飛速發展才能實現德意志民族的振興。但這還不夠，德國統治者還強調瞭歷史傳統與宗教觀念，他們告訴民眾，自己的文化是最優秀的，其他族群的文化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帶著日耳曼民族的自信，德國開啟瞭他們的全球殖民之旅。但這條路卻走得舉步維艱。如前文所言，絕大多數殖民地都已被列強瓜分殆盡，德國人哪怕隻想找一個海外擴張的立足點都無比困難。更糟的是，一個強勢崛起的德國已經引起瞭英、法等豪強國傢的警覺。漸漸地，歐洲國傢開始瞭外交結盟，並且把工業重心和研發重點都指向瞭軍事領域。早已被民族主義裹挾的歐洲各國此時已經全副武裝，隨時準備兵戎相見。
這時我們就要講到一個男人的故事瞭，確切的說，不是男人，而是個男孩。這位19歲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名叫加弗利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
他年輕、不自信、充滿焦慮。簡單說來，他和其他同齡人並沒什麼區別。他出生在貧苦之傢，少時就遭遇疾病襲擾，身體一直不好。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就決定背井離鄉，報名參軍。但遺憾的是，軍隊拒絕瞭他。而原因就是他那孱弱的身體。隨後，他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社團黑手社（Black Hand）所吸引，他決心與塞爾維亞族的統治者——奧匈帝國抗爭到底。
我能想象他為何選擇這條路。一定是因為民族主義給予瞭他的身體無法給予他的力量感；一定是因為民族主義給予瞭軍隊無法給予他的歸屬感；一定是因為民族主義滿足瞭一個19歲的青年對使命感的強烈渴望。
1914年6月28日，當奧匈帝國王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攜妻索菲亞（Sophie）造訪薩拉熱窩時，普林西普走近瞭他們的馬車，他掏出手槍，打出瞭兩發子彈：一顆擊斃瞭斐迪南大公，另一顆則結果瞭後者的妻子。
這次刺殺事件直接導致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而宣戰又造成瞭連鎖反應，最終促成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這場戰爭中，歐洲各國動用瞭他們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成果，其結果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悲劇之一——至少2100萬人死於戰火之中。
一個男孩，一把手槍，兩發子彈，2100萬條生命。
當這場大戰於1918年11月結束時，德國遭到瞭毀滅性的失敗。這不僅僅是在說這個國傢的傷亡人數和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那個有關日耳曼民族優越性的說法徹底破產瞭，但這個信念卻是德國人團結一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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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敗感、恥辱感、渴望獲得活著的意義，這便是當時的德國人普遍的心態。可能也唯有在那時，德國人才能真正理解那個塞爾維亞青年的痛苦：一個孱弱的孩子之所以選擇極端行徑，僅僅是因為他渴望一個能給予他自豪感、使命感與歸屬感的信念和組織。
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那個戰敗國的人民為何會被一個看上去魅力四射的男人所吸引：他在酒吧裡洋洋灑灑的演講，告訴他們戰爭的失敗並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其他人”的錯；錯在那些外國人、那些信天主教的傢夥，錯在那些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日耳曼民族是純粹的，日耳曼民族是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就是一切美好的化身；正因為此，那些相信、支持日耳曼民族的偉大的人也是好人；而那些不支持、不相信日耳曼民族的人則是邪惡的。
電影《帝國的毀滅》中希特勒劇照（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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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德國人打起精神，又回到瞭工作崗位，這一次他們甚至比之前更努力，他們沉迷於科學、技術、軍事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出那時的德國人的心情：他們確信自己的民族是偉大的，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有著神聖的使命——讓德意志民族再次崛起。
這樣的理念一旦開花結果就立即不可收拾。很快，意大利和日本也接受瞭這套理論。雖然具體的言辭有所不同，但核心思想卻是一樣的：我們是好人，他們是壞人；我們要發展科技，造出各種強大的武器，讓它們去成就我們的偉大目標。
而這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是科學和技術以類似工廠流水線般的速度屠殺人民；是僅僅一個炸彈就能讓整座城市夷為平地。保守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人數為3000萬人；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這場大戰帶走瞭8000萬生靈。
今天的歐洲人已經明白，導致那些災難與毀滅的元兇並非那些“壞人”，而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在追求科技進步與工業成就的同時，忽略瞭人性自身的底色。我們總是會以為，當我們的技術實力飛躍發展時，人類自己也在進步。但事實卻是，這個判斷從未真正成為現實，我們還是同樣的動物，身上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也有血腥黑暗的一面。唯一的區別是，當我們擁有瞭科技，我們能做的事情比之前更多瞭。
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確實是最早見識到，“好人”是如何創造出恐怖的“弗蘭肯斯坦怪獸”的。
“美式怪獸”
坦白講，就接觸“弗蘭肯斯坦”的時間而言，美國並不比歐洲晚；但若比起國傢的閱歷，美國就乏善可陳瞭。而且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犧牲較少但獲益巨大的一方。
美國確實很幸運。自立國以來，大型戰爭的戰火從未燒到過美國本土；我們的主要城市也從未在戰爭中遭到炸彈的“問候”。但也正是這樣的事實，催生出瞭一套美國人之於世界大戰的敘事想象：我們之所以沒有經歷這些苦難，是因為美國是英雄主義的國度。
緊接著，這種近乎於錯位的自我正義感又催生出瞭一種民族主義和例外主義情結。具體說就是：
“我們之所以比其他國傢好，是因為我們有著偉大的民族性格。”
很顯然，走到這裡，這套“理論”已經越來越離譜瞭。它明顯忽略瞭運氣、歷史機遇、地緣政治優勢等諸多現實因素，而這些才是歷史現象背後的內在原因。
在美國，很少有人會向你解釋，上述“怪獸”是如何誕生的；很少有人願意去探討人性的弱點。我們總是容易被諸如“我們偉大，他們平庸”等觀點所吸引，卻從不願意去提醒自己，類似觀點是多麼經不起推敲。
當然，我們也不是時時刻刻都覺得自己偉大；可是就算覺察到瞭一些變化，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又是怎麼做的呢？他們會去歷史的故紙堆找答案，翻出那些書寫著“我們很偉大”的戰爭故事，津津有味的閱讀；更直接些的人們幹脆就奔向一個語調自信的演講傢，聽他告訴我們，他將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
如果說歐式的弗蘭肯斯坦經歷瞭從科技民族主義到種族優越論的“升級”；那麼美式的弗蘭肯斯坦則根植於一種對本國制度的非理性自信。
坦率的講，這套制度確實有好的一面，它能讓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群能聚集在一起，和平共處，共同奮鬥。但遺憾的是，它的優越性也就僅限於此瞭。
當然我知道，會有不少人不認同我的看法，我甚至能猜到他們駁斥我的言論，那八成是矽谷曾經鼓吹過的陳詞濫調：“一個開放、去中心化的網絡隻可能帶來積極效果；負責運營這種網絡的科技公司是良善的堡壘，他們絕不會被其他公司所引誘，絕不會被其他任何形式的力量所侵蝕。”
矽谷的人們一直相信，諸如“自由”“民主”等概念就是“良善”一詞最純粹的註解。但他們拒絕去思考的一個事實是，這兩個語焉不詳的詞其實從來都沒有清晰的定義。
沒錯，對民主和自由的堅持可能確實是美國的優點；但如果這種堅持變成瞭一種無可置疑的教義，那麼“優點”也會立即暴露其自身的局限。
2011年“阿拉伯之春”時，數萬抗議民眾使用矽谷的科技巨頭們提供的社交網絡平臺，間接助推瞭遊行規模，最終使阿拉伯世界的多個國傢出現瞭政權更迭。這樣的結果讓科技公司無比激動，他們當時宣稱，是他們給予瞭那裡的民眾前所未有的自由；是他們幫助人們擺脫瞭被壓迫的命運。
好吧，這個判斷也許有其正確性；但我必須強調，該說法本身是片面的。而以偏概全的視覺盲區隻能是世界的苦難。當矽谷將他們的所見所聞稱之為“自由（freedom）”時，其他人看到的卻是“混亂（chaos）”。是啊，對於一群遠在萬裡之外的人而言，去為某個“革命”搖旗吶喊是多麼輕松的事情！反正這麼做又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但對於身處“革命”之中的人來說呢？他們的世界是顛沛流離，是無傢可歸，是自己的孩子每天隻能在饑餓中入睡；他們獲得瞭“自由”，但代價卻是穩定的生活。
那麼在這種情境下，所謂的“自由”，真的能形容他們的處境嗎？
真相是，很多時候，“混亂”比暴君更恐怖。
當然瞭，他國居民的遭遇畢竟無法讓美國人動容，所以唯有當同一個社交網絡平臺把“刀”插向瞭國人自己，我們才能真正意識到，原來“美式弗蘭肯斯坦”早已蘇醒。
和歐式的“同款怪獸”一樣，美國的弗蘭肯斯坦也是最偉大的發明傢們最傑出的作品。它是矽谷的自由、開發的網絡，是華爾街的股票市場，是麥迪遜大街上的廣告牌，是美國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的精神和公開辯論的傳統。
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要算是Facebook瞭。這個號稱要連通世界的社交網絡擁有數十億忠實擁躉，但當他們決定釋放公司的商業潛能時，用戶的隱私數據卻成瞭他們的搖錢樹。他們根據用戶喜好，精準的為其推送定制化的廣告和內容。
當地時間2018年5月22日，比利時佈魯塞爾，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正式接受歐盟資深政界人士關於劍橋分析數據泄露事件的質詢。?視覺中國
沒錯，這個招數是有效的，它讓這傢公司一舉成為全世界盈利能力最強的企業之一。但與此同時，這一手段又為公司的未來埋下瞭禍根。廣告驅動式的定制系統所建立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在那裡，信息變得不再可靠，人們被憤怒和偏見所挾，最終又帶來瞭更大的偏見和更多的憤怒。
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誰讓憤怒的人在網上總是比冷靜的人更投入呢？看看這個我們曾經無比信任的平臺，我們信任它是因為他們曾宣稱：“開放和自由是網絡的終極良善。”但如今，這個曾代表絕對良善的平臺卻利用我們的信任，將我們最私密的數據用於探索我們內心深處的軟弱，再利用它來為自己牟取利潤。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真的學會如何掌控矽谷的弗蘭肯斯坦瞭嗎？還是說，這位弗蘭肯斯坦其實早已蘇醒？
中國人眼中的科技：屈辱與榮光
中國的科技發展歷程與歐美迥然不同。當你走進天安門附近的國傢博物館，你會發現科技發展是這個國傢貫穿始終的重要主題；你會真切地認識到，這個國傢之所以被稱為偉大的文明古國，其部分原因正是其歷朝歷代貫穿始終的科技創新。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誕生的最偉大作品並非那些器物層面的科技，而是中國的行政官僚制度。因為它令國傢機器在中古時代擁有瞭其他文明無可比擬的數據處理能力。
2002年9月，北京第五屆中關村電腦節開幕。?視覺中國
然而，當歐洲列強將近代的科學和工業成果以殖民主義的方式席卷全球時，中國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傢一樣，也遭遇瞭被剝削、被壓迫的恥辱和苦痛。而在這一過程中，近代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卻似乎並不光彩，它讓這個古老的國傢陷入瞭一種內部掙紮，她必須要彌合本國根深蒂固的自有話語體系和強勢入侵的外來科技成果之間尖銳的矛盾。很明顯，這種內心掙紮已經困擾瞭這個國傢數百年，而如果我們能誠實的面對現實，我們就還要承認，這一苦惱直到今天仍未紓解。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開啟瞭他們的科技發展之路，而一旦他們激發出瞭自我潛能，這個國傢就開始瞭高速前進。如你所見，近幾十年來，科技確實在相當程度上為中國帶來瞭福祉；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中國成年人都曾經歷過那次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經濟發展大跨越和科技大飛躍。也正因為此，很多中國人相信：科技所帶來的一切，都是好事。
回望科學技術在中國歷史上刻下的足跡，你會發現，科技之於中國，既是外來壓迫的幫兇，又是內在發展的引擎。但不管是幫兇還是引擎，在這個國傢的科技歷史語境裡，似乎從未出現過弗蘭肯斯坦的身影。
埃隆·馬斯克的憂慮：會出現人工智能版弗蘭肯斯坦嗎？
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定，下一個弗蘭肯斯坦將在何地、以何種形式出現，但我們能確認的是，新一代的弗蘭肯斯坦必然與前代大不相同，它甚至可能都不是我們現在所見的那些機器，而是某種智慧，一種早已在我們的數據體系中業已存在的智能形式。
包括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內的很多科學傢與未來學傢曾多次提醒我們人工智能的危險；他們指出，隨著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研究走向深入，這項技術的應用場景也越來越多樣。要將其完全納入一個可預測的、不違反科學倫理的算法體系將會難上加難。所以，未來的研發毋需謹慎，因為一著棋錯，換來的就很可能是不可估量的危險。
埃隆·馬斯克。?視覺中國
不過讓我驚訝的是，當我和不少中國朋友聊到這個話題時，我很少能找到認同馬斯克的觀點的人。多數人依然保持著堅定的信心與十足的樂觀。我的很多中國朋友將科技的發展視為一種驕傲，他們將科技視為一條能通往民族振興的捷徑，一劑能治愈社會沉疴的良藥，甚或是一顆能欺騙死神的不老仙丹。
但類似的言論已不再新鮮瞭。一二百年前，歐洲人曾宣稱，先進的科技賜予瞭他們統馭其他族群的無上權力；德國人則確信，他們的科研成果就是其“優等種族”身份的最好註解；而矽谷也不遑多讓，他們表示，自己的科技產品將讓世界擺脫壓迫。
雖然說法各有不同，但上述三例都在表達他們對科技的堅定信念。他們相信，科技可以幫助人類突破自身局限，進化成更高級的物種。
遺憾的是，歷史卻在不斷證明，這樣的信念不過是黃粱一夢。不管科技如何進步，我們都不得不認清一個殘酷的現實：從基因上看，我們和數萬年前的人類先祖們並無二致。我們用最先進的文明成果打造瞭一個又一個弗蘭肯斯坦，看著他覺醒、破壞，最後又體驗著其給我們帶來的無盡苦難……
為什麼人類總要在原地打轉？為什麼人類總喜歡自食其果？
答案很簡單，隻因那個讓我們無比驕傲的科技，在創造金碧輝煌的新世界的同時，也在激勵著加弗利洛·普林西普們。最終的最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自尊的渴望，對歸屬感的追求，對權力的欲望和對意義的追尋……所有這些復雜的思緒和非理性的情感賦予瞭人類鮮活的存在。而當傲慢讓我們忘卻人性的局限的時候，我們也就隻能墮入由我們自己的弱點編織而成的陷阱。
如今，看著中國對科技的樂觀態度，我確實深受鼓舞，但我還是想說，歐洲今天的審慎態度值得借鑒。畢竟，盡管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但他們的科技產業仍然年輕，他們對於科技的態度也正如他們的老話所言，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所以在這樣的世界，這樣的時代，謹慎的邁步，樂觀的前行，或許才是真正的上善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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